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动态 >> 今日爱辉
边城黑河:以江为界,隔江相望
作者:范亚昆、杨雷、肖玉华、张茂为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旅游杂志 更新时间:2014-01-19 09:47 点击数:

在线阅读:http://view.online.zcom.com/full/33207/

下载阅读:http://dl.zcom.com/mag/33207/中国国家旅游%2014年1月刊.exe

    (节选)身后的城市深处,大道通畅,灯光辉煌,但是没有声音,只有远处路口交通灯单调的信号声。黑河市的晚上10点,如许多城市中深夜3点一般寂静。它却没有其他城市深夜消耗过多的疲惫感,只是徐徐沉入安静而已。
    走着走着,路就没了踪影。月光下,几株大白杨树稀疏伫立着,越过一条深沉黑暗的河,可以看到对岸的城市灯火阑珊,最明亮的一排路灯正在延河边铺展。这是我第一次望向对岸。
    对岸的灯光属于布拉戈维申斯克,它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在灯光以北,有一片巨大的土地,它的名字比“广袤”这个词更宽广——西伯利亚。眼前黑暗无声的河流,就是黑龙江。在这里,黑龙江的存在,使“隔水相望”这个动作,远远不同于人们用于黄河、长江面前的意义。 
     因为,黑龙江是一条界江。
    这是一场赌博,赌的不是运气,而是眼光。
    穆拉维约夫很清楚这一点,并且知道自己必胜无疑。与之相比,对手奕山的处境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绝望。当二人在谈判桌上相遇时,其实已经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1858年,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与中国黑龙江将军奕山,共同签下中俄《瑷珲条约》。他们的签约之地瑷珲,就是现在黑河市的一个镇。
    黑龙江的北边有一片东西走向的山脉,叫作斯塔诺夫山脉,它是东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分水岭,在它以北,是勒拿河流域,河水向北进入北冰洋;在它以南,是黑龙江流域,河流进入太平洋。斯塔诺夫山脉另外有一个名字,叫作外兴安岭。当哥萨克人东进,在辽阔的东西伯利亚扩张领地时,中国的康熙政府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约定以外兴安岭作为中俄的边界,那时,黑龙江流域完整在中国范围之内,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河。 
     穆拉维约夫与奕山签下的《瑷珲条约》,重新划分了中俄边界,这一次,黑龙江成为中俄的界江,黑龙江以北被划分给俄国。然而不仅如此。黑龙江下游南岸,有一条自南向北的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瑷珲条约》约定,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属于中俄共管。两年以后,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又将这片共管区域归于俄国。也就是说,从乌苏里江的汇入口以下,黑龙江的左右两岸都属于俄国。
    穆拉维约夫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一次签约,中国有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面积之大,相当于现今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土地,却不是穆拉维约夫最在乎的那个点。真正让他梦寐以求的,是黑龙江的入海口,他得到了。
    我在黑河市的夜色中,第一次看到黑龙江时,它竟如此平静安详,无声无息。我站立的地方,不是岸边,是江上的一个岛,叫作大黑河岛。沿着黑河市区一条灯光明亮的大路,徐徐就可以上岛,当走到道路尽头,眼前就是江水。
    黑龙江有上千个岛屿,大黑河岛只是其中的一个。这是因为黑龙江流域的地势平缓,并且大部分属于永久冻土区,河流切割作用不大,水流缓慢,容易沉积出沙洲和岛屿。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隔江相望,在对岸布市的一侧,就是黑龙江最大的一条支流,结雅河的汇流点,以前中国叫结雅河为“精奇里江”。布市是俄罗斯阿穆尔州的首府,“阿穆尔”这个名字,就是俄对黑龙江的称呼。
    这条缓慢安宁的“阿穆尔河”,穆拉维约夫一定想念了很多年。有很多次,他乘船从贝加尔湖东边的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沿江一直航行到大海。由于水流平缓,水量富足,黑龙江有近4000公里的航程,即使上游也可以通航,这个特点,使中国境内的长江、黄河都无法与之比肩。而穆拉维约夫很清楚。
    所以,当准备《瑷珲条约》时,他对黑龙江已经非常了解:占有这条全线通航的河流,就可以牢牢控制贝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
    从江边往里走,第三条与江平行的街就是早市。早上5点半,空气还是不透亮的藏青色,小街上影影绰绰的摊位都在准备之中。许多罐子、锅、蒸笼和炉子打开,都有一股子白腾腾的热气升起,渐渐蒸透黎明前的清冷。人们从许多条道路上赶来,一起参与这小城醒来的一刻。
    我才第二次来早市,就已经被当作这里的熟人:嘿,来啦!他们对我说。早市分好几截,有一截是卖菜卖肉的,有一截是卖日用小百货的,还有一截是卖服装的,我最喜欢一个路口,是早点一条街与早市的交叉口,那里总是最热闹。有几个卖馒头的摊位在那个路口,可是人们最喜欢其中一个摊,摊上挂了个牌子:“强强戗面馒头”,还没开始卖,大家就在摊前排了十几人的队伍,凑足了耐心等着。11月份的东北黎明之前,已经零下10度,这些人的耐心比馒头还珍贵。好多地方的人不习惯被拍照,因为相机镜头会让他们觉得拘谨不适,但这里不。排队买馒头的人看到摄影师杨老师,就招呼道:拍一张排队的人呀,看,黑河一景!还有个包子摊老板强烈表达不满:小伙子你扛着那么好的相机从我面前经过,干吗不拍我,快,拍一张,咔咔的!
    有一种早点是鸡蛋汉堡,做出来像个小蛋糕,可以加牛肉、猪肉的肉馅。我举着一个滚烫的汉堡啃着,听做汉堡的老两口教我俄语怎么说鸡蛋、牛肉、猪肉:古力斯、格瓦基、斯维尼亚,牛肉也可以这么说,他举起两个大拇指放在头顶,说:哞!正教着我,一个俄罗斯女人从摊前走过,老板马上实践给我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趁那女人经过摊前的两秒钟说了一串话:古力斯格瓦基斯维尼亚!同时举起两个大拇指对着她的背影:哞!
    的确不时有俄罗斯人经过,总会引起摊主们的卖力吆喝,他们都会几句“专业俄语”或者“自行研发的俄语”,看起来效果似乎不错,谁知道呢。
    趁着不忙的空,汉堡老板迅速包起一个汉堡,熟练地从后面掀开摊位帘子,头也不抬地递给旁边卖豆浆的小伙子:东子,拿着。小伙子说:嘿,谢了。汉堡老板道:谁说白给你,要给钱的!东子就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天空逐渐清透,大家准备散场。这城在黎明时分偷偷给你千娇百媚的一笑,迅即收敛起来,变得正经。退潮以后的街道上,那些门面和建筑才露出自己的面目。有个严肃的建筑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爱辉区政府。”
    爱辉是黑河市的一个区。“爱辉”二字,指代的就是旧时的“瑷珲”,只不过真正的瑷珲古城不在这里,而是在沿江下游几十公里的江边。过去还没有黑河市的时候,瑷珲就在那里,并且是个繁荣的政治经济中心。现在,瑷珲古城已经没有了,那里变成一个小镇。
    如果看一下清代前期的版图,也就是以外兴安岭为界的那一版,很容易明白,为何瑷珲是这一带的繁华中心:黑龙江将军的辖区有200余万平方公里,涵盖整个黑龙江流域,瑷珲恰恰是这个区域的地理中心点。《尼布楚条约》之后,为了巩固北方边防,康熙在此专门设了瑷珲城作为哨所,后来发展成这一带的政治经济中心,鼎盛时候,瑷珲的常住人口有4万人,商贾3千人。4万人口在中原是个不值一提的居民点,但在开阔的北方,聚集起来已是罕见。
    我抵达爱辉镇时是个上午,小镇很安静,满眼统一的青灰色砖瓦房,白色房顶,看起来整洁有序,是个普通的北方江边小镇,不容易与黑龙江流域的政治中心关联起来。“瑷珲”这个名字,已经在1956年改成“爱辉”。
    穆拉维约夫的对手奕山,就是一位驻在瑷珲的黑龙江将军。签《瑷珲条约》的头天晚上,哥萨克人的炮在江对岸排了一排,对天空鸣放了整整一夜,奕山怎么能不绝望呢?穆拉维约夫早已派出专业地图测绘人员,考察了整个黑龙江,他不但对这里了如指掌,还派兵占领了黑龙江口;他在贝加尔湖筹措军粮,建立了以哥萨克亡命之徒为主力的5万人军队,同时向黑龙江北岸移民,在当地建立17个哨所,他做了万全的准备,黑龙江左岸已在他囊中,他只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
    奕山只好上书咸丰帝,说江左苦寒、没什么特产,言下之意是一种安慰:给他们就给他们吧,我们亏得不算多。
    爱辉镇上有个瑷珲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门口立着一个小小的魁星阁,这魁星阁是瑷珲古城唯一留存的古建筑,不过它现在被包裹在一个新建的魁星阁之中,从外观上看不到最初的样子了。博物馆不大,设施却很好,展陈理念也很大气。小镇虽游客不多,但凡来的人,都会到博物馆看一看。博物馆里有个蜡像场景,是咄咄逼人的穆拉维约夫在逼迫奕山签字。
    即使奕山不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在穆拉维约夫面前,他也必败。这不是两个人的较量,而是当时的两个国家、两种眼光的较量。
    虽然康熙划定了外兴安岭的国界线,清朝的皇帝们却从来没想过发展东北地区。这里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满族在中原稳定之后,对东北地区采取了空旷闲置的政策,以保障这里作为边疆的安全,所以汉族移民的脚步被限制,东北长期人烟稀少。俄国人渐渐进入西伯利亚,并没有引起清朝皇帝的足够重视。
    19世纪中叶,中国皇帝因为长期闭关锁国,终于在西方帝国开拓海上航线时遭到沉重打击,彼时正疲于应付东南沿海的不速之客。俄国人同样发现,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敌人英国和法国正试图让舰队在远东海岸登陆,以发起牵制性攻击。同样的困境下,只有具有现代地理意识和经济眼光的人,才能看出一条河流的重要性。
    在穆拉维约夫之前,俄国人对这一带知之甚少,甚至以为黑龙江不通海,以为库页岛是个半岛。穆拉维约夫的眼光让俄国人知道,保障西伯利亚安全、发展西伯利亚贸易和工业潜力的关键,就是黑龙江。在中国,曾有鞑靼将军上奏说,阻止俄国人吞并黑龙江的关键就是让汉人移民来填补空旷的黑龙江地区,可是没有奏效,黑龙江的重要性被轻率地忽略了。
    这两种眼光的区别由来已久。在更早时候,俄罗斯为了在文化经济上融入更先进的欧洲,曾举国受洗,接受基督教,以摆脱落后的多神教;18世纪,彼得大帝为了打开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出海口,直接定都于横跨涅瓦河的彼得堡。与中国天朝上国的观念相比,俄罗斯民族一直处在落后的焦虑中,因此一次次用更开放的理念发展自己。那么19世纪,两个国家相遇时,无论奕山还是咸丰皇帝,都不能阻止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驱动力。
    我爬到博物馆的顶楼之上,想看看爱辉镇的全貌。博物馆后面是个小学校,竖着一根旗杆,没有风,红旗不动。然而是课间,几个男孩子在小足球场踢足球,阳光底下,热热闹闹的声音四散开来,让整个小镇一下子变得生动。不远处就是平旷的河滩,几株白杨树生在滩上,江边白花花的结了冰,看不出江水在流动,江对岸一片荒芜,几无人烟。
    黑龙江在这里稍稍向南拐了个弯,从黑河那边的东西走向变成了南北走向,这里望到的江对岸就是江东。我看不到人烟的这一带,有着黑龙江流域最肥沃的土地,史上曾驻有很多汉族农民,有64屯之多,史称江东六十四屯。俄国在这一带人少,原动力不足,因此《瑷珲条约》说,原在江左的中国人,可以继续留在江左居住。可是国界一旦划定,界外的国人就成了侨民,一有国家间的风吹草动,立即置身危险之中。果然,40年后的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时,率先做的事,就是在江左的两个地点制造了灭绝屠杀的惨案,江东六十四屯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地点,就是如今黑河市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过去叫作海兰泡。瑷珲古城也在这次入侵中被烧毁。
    博物馆有个很用心也很特殊的设计:从院门到博物馆建筑之间有个长长的林荫甬道,道旁是一株株红松,几乎每株红松脚下,都有一块不规则的石头,每个石头上都刻着不同的字:外布尔多屯,牤牛屯,托力哈达屯……一共有64棵树,64块石头,刻了64个消失的名字。 
     我在黑河市区住的酒店19楼有个旋转餐厅,可以俯瞰黑河全景。不但能看黑河,对岸的布市也能看到一些。好像有一种向心力,两个城市都挤挤挨挨地将沿江堆满了建筑,而且把相对的江边地带都建成公园一样能散步的地方。这样的格局,使黑河和布市看上去浑然一体,除了中间那条江。江水既隔开了两个城市,又吸引着两个城市互相张望。
    如今黑河和布市都以“中俄双子城”的品牌吸引游人,每天往来渡江的两国人络绎不绝,一到周末更明显,俄罗斯人在黑河的街上随处可见。沿街的大商场小商店,许多招牌都用中俄两种文字,哪怕街角不起眼的奶制品店,都写个俄文名字,这是边境城市特有的景象,整个城市用一种开放的态度包揽来自两地的文化,从而有了自己独特的样貌。
    沿江第二条平行的街是俄罗斯商品一条街,各个小店铺里挤满了俄罗斯式的各式物品,从米面油、巧克力小零食到首饰、皮毛、金属,似乎什么都找得到,来黑河的人,总会被推荐到这里看一看。虽然各个门面看起来不起眼,但里面堆满了丰富的颜色和物件,让人感受到这城市一种细腻的质感。
    黑河与布市的双子城格局,不是偶然的产物。在19世纪,黑河市所在地叫作大黑河屯,与对岸的村庄海兰泡隔江而立,其实它们原本就是同一个居民点。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展,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以维持自身的经济需求——19世纪中叶,俄国几乎有一半制品需要向中国出口。《瑷珲条约》便说,沿江都开放免税贸易,而大黑河屯与海兰泡,是着重开放的贸易点。此后不管政治走向如何,民间贸易始终绵延而未有根本的断绝,如今更是不可分割的两个边贸城市。
    欣欣向荣的城市景观背后有如此复杂的历史由来,使边城中人的心理也颇复杂。我在瑷珲历史博物馆时,遇到一个人,她是我观看博物馆时的讲解者。这个清秀女子一开始并没引起我太多注意,她几乎面无表情,但声音温柔,讲了一会儿之后,我发现,她在所涉领域中的视野与高度堪比专家,对我的各种问题应付裕如,讲解不拘具体展品,而是根据问题随时展开,并且语言有着严谨与典雅之美。我曾在许多博物馆遇到过许多讲解者,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在讲到瑷珲历史,尤其是战争时,她时时透出一种谨慎,多次提到如今的展陈是中俄两边的文献互证的历史,而不是单一取自中国记载。在我看来,这本是一个自然而然、不需强调的问题,而她的谨慎让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在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置对于历史的态度,是许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使博物馆采取如此中立的立场,我仍遇到两种对此态度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朋友认为,如今两国友好,博物馆对历史不该过多提及;而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专家则对博物馆的态度非常不屑:屠杀就是屠杀,凶残就是凶残!
    许多历史已经过去,而人们对历史和今天的看法却值得回味,甚至成就了今天这个城市的一种深层的气质。我没能在这次行程中跨江去布市,去看看对岸的风情,所以感觉不到对岸的氛围。这或许是个沉重的话题,因为过去的历史不可改变;这又未必是个沉重的话题,因为我们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我们在时时刻刻制造着新的历史。
    即使忘记或回避,其实也是一种面对。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回避的。
    达莉雅给我打电话,说要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餐,她的婆婆亲自做饭给我们吃。家宴实在是最高规格的款待啊,可惜太突然,我没有准备礼物,只好去水果店匆匆买了一大堆水果,穿过城市去达莉雅家。
    达莉雅是我在黑河新认识的朋友,29岁的她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她是俄罗斯人,嫁给了中国丈夫,如今有个3岁的小女儿。她的家不大,布置整理得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洁净感。这次小女儿丹娜也在家,她像一朵耀眼的向日葵,有源源不断的快乐和光芒散发出来,我们很快在她妈妈收拾得可以照人的地板上滚成一团。
    达莉雅长得像中国人,但还能看出细微的区别:深栗色短发有一点点卷曲,皮肤是一种柔和通透的纯白色。她属于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雅库特的北方,北极圈以内。她来中国学汉语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我没有见到她的丈夫,他刚刚跨江去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上打工。
   达莉雅的性格干脆,起初她常常不明白中国人式的客气:她的俄罗斯同学来家里玩,婆婆夸赞她们汉语讲得好,达莉雅就费解,她们明明讲得很差劲嘛,为什么要说假话?她对许多俄罗斯同胞的评价是:所有的钱都花在穿戴上,宁肯饿死,也要漂亮!天生的率直爽朗让所有文化对接上的矛盾都变得不成问题,婆婆认为这个儿媳是天赐的礼物。
    达莉雅有一种可贵的简简单单的满足感,很少去想外界的牵绊。婆婆的焦虑却笼罩着这个小家庭:达莉雅是旅游签证,即使在这边结婚,也不能有正式工作,还要往返签证,花销巨大;丹娜是俄罗斯籍,在这里上学会有许多麻烦;儿子收入不算高,小家的将来显得非常迷茫。如果达莉雅能工作该多好,否则怎么办呢?
    “边界”不仅仅是一条黑龙江,在许多人心里,“界”是一条看不到、却难以跨越的鸿沟。它制造了一种划分的禁忌,又创造了一种沟通的可能,有勇气跨界的人,必然要承担跨界的巨大代价,只是,有些代价真的就这样不可避免吗?
    丹娜在摄影师杨老师的手机上认识了汤姆猫,在餐桌上她示意妈妈碰她,妈妈伸手杵了一下她的额头,她立即学着汤姆猫的动作,皱着眉,摇晃着一个食指,像模像样地说:No,no,no!
    街头有些漂亮的俄式建筑,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仿东正教堂的圆顶。这样的建筑群落点缀城市中,使得黑河有了一种从容优美的旋律。当我想找真正的东正教堂看看时,却没有找到。连哈尔滨都有东正教堂,黑河离俄那么近,却没有一座教堂的影子。答案显而易见:虽然黑河街头的俄罗斯人很多,却都是从对岸过来的游客,定居者很少,对岸布市就有教堂,又何必在黑河建立教堂?
    虽是紧紧相邻的两个口岸城市,大家的归属感却界定得分明。我在黑河最大的商城华富大厦中遇到小刘老板时,他正在自己的服装店面里为这一天的开张做准备。他早年随哥哥去对岸很远的地方做服装批发生意,远到“要坐6天火车”的地方,生意做得很好,但他有倦意,因为不在自己的国家,时时有压力和危机感,最终选择回来。如今在华富这里经商,他显然放松很多,儿子也刚出生不久,心里很安稳,大约一直在这边做下去罢。正说话间,已经开始有俄罗斯客人陆续进店。
    我把江边的一组小雕塑定为我在黑河游走时的地标,有时走来走去,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了,好吧,就去雕塑那里。那是熊爸和熊妈,带着两三个小男孩小女孩在玩老鹰捉小鸡,小孩子们躲在熊妈后面,胖胖憨憨的熊爸在前面假装老鹰。这样的雕塑不只一组,沿江隔几十米就能遇到不同的场景,有的是老爷子和小男孩下棋,老爷子被小男孩将军了,一脸囧相想不出对策;有的是兄妹在家偷偷穿大人的鞋子;还有个和蔼的胖熊坐在长椅上微笑着看书。得多欢乐的人才能做出这样一群雕塑呢,他传达出来的轻松愉悦实在是这江边最美好的景致。只是这条江从来不会在轻松快乐中忘记它的使命,离雕塑群不远,就是一个巨大严肃的石碑,上写“中俄边境”。每隔一段距离,还会出现一个带有国徽与编号的方方正正的界碑。
    下了许久雪,城市路面被压了一层厚厚亮亮的雪壳。我见过两种清雪车,一种是清晨用的,沿路慢慢开来一辆小车,把路上松散的积雪扫到拖斗里;夜晚的清雪车则声势浩大:先是听得轰隆隆的响声由远及近,然后出现一个巨人一样的车头,带着巨大的齿轮将白天形成的雪壳压碎,后面跟一辆同样巨大的扫雪车,扬起漫天雪尘将碎的雪壳收进囊中,并且,这是一个车队,足足开过去6辆这样的组合,好像过去一个坦克队伍。险而滑的路面瞬间一无所有,好像不曾下雪一般。
   11月份的黑河,下午三四点已是傍晚。夜晚降临到这个城市时带有一种仪式感,你可以在热闹的街头店面寻到正炖得热腾腾的杀猪菜小酌一番,你能看到那中央步行街上的大爷大妈在绕着圈享受扭秧歌,你也可以突然在街头弥散的各式灯光中得到一种来自长夜的宁静,因为,这里的黑夜是如此寒冷、漫长、安详。
    早上7点,我站在黑龙江的江心。
    大黑河岛阻滞了靠近中国这边的江水,使这一侧结了厚厚的冰层,可以一直走到中心。破碎的浮冰像一座座微型的冰山,缓缓沿着眼前的江水流动,不时碰撞到已固的冰层上,哗哗有声。沿江公园清早的新闻广播听起来很遥远,能看到对岸的人带着狗在慢慢散步。太阳逐渐升起,照在黑龙江上,冰面被映成金色。
    听到鸟鸣声时,我抬起头,看到上千只黑色的鸟盘旋、过江。我听说乌鸦都住在北岸,白天来南岸觅食,日日往返不休,我曾以为是传说。此刻,它们正成群集结,源源不断,在清晨的阳光下越过江来。 
    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心中没有“界”这个字。
    此刻,绵延的小兴安岭的山上落满了雪,一个孤独的牧牛人正在被山包围的乡村中等待我给他寄一封信。
    在见到牧牛人的前一天晚上,我坐在黑河市区一个十楼房间里,看窗外的房屋被无声的落雪慢慢覆盖。对于这里来说,雪总是如期而至,它不是惊喜与礼物,也不会带来失衡与灾害,它的落下与消失,只是冬季在时间上的一个寻常刻度。对我在黑河的朋友兼向导而言,雪却是一个警告,他不想让我冒雪赶路进山,因此把我接下来的行程圈定在市区之中。而我如此渴望进山,偏他第二天另有事务在身,那么,圈住我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得不承认,偷偷进山的想法,会使这一行程更加诱人。
    我要去的地方是新生乡,它处在小兴安岭的北缘,离黑河市区只有70多公里的路程。雪后的路面是否非常危险?临时找到的张师傅是个老司机,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谨慎地问了一圈别人,之后告诉我,这场雪很黏,路上的雪还没被压实,可以跑。清晨6点半,天空还是青灰色,张师傅带着我和摄影师杨老师驶离黑河市区,向山里跑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生乡。新生是本地的鄂伦春族下山后的一个定居点,原本是个村,慢慢扩展一点,就变成了乡驻地。上一次到达是几天前的一个下午,11月份的下午2点,在这里已是接近傍晚的时间,我们直抵乡中心的岭上人博物馆。博物馆建筑像个大库房改建,虽小却精致,外墙上贴着浮雕的鄂伦春人的游猎画。没有别的参观者,一个大眼睛圆脸的漂亮姑娘打开卷帘门和展厅灯,换上类似鄂伦春族的民族服装,为我讲述鄂伦春族的各种袍皮制品、桦皮制品和生活用具。
    “鄂伦春”的意思是“养驯鹿的人”或“山岭上的人”,他们在很长的年代里游猎于山上林间,每个男人都是好猎手,他们的日用品也多取材于山上。博物馆中这些厚而壮实的袍皮大衣看起来似曾相识。几年前我在大兴安岭西侧的根河,鄂温克人的定居点,看过一个鄂温克人的博物馆,也有许多类似的制品。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同属发源于贝加尔湖南端的通古斯人,他们在元代的历史中被叫作“林中百姓”,只是在近代一次更细的民族划分中才成为两个民族。虽有了不同的名称,相同的游猎背景却使他们在当代又一次面临相同的命运走向:下山。
    游猎者不再定居于山上,他们从此很少使用的传统物件才有进入博物馆的可能。我不是一个好的听讲者,一边听姑娘讲解,一边猜测,她是不是鄂伦春人。她的大眼睛双眼皮让我犹豫,直觉上她不是。如果是熟悉鄂伦春族相貌的本地人,一定不会像我这样没经验,他们会说,细眼睛大圆脸小个子,才是鄂伦春人。姑娘证实了我的猜测,她是汉族人。
    在2000年的一次普查中,中国境内的鄂伦春人只有8000人左右。所以,即使新生这样的鄂伦春定居点,也只有80多位鄂伦春人,其他上千人大多是汉族人。鄂伦春族下山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政府在山下建立房屋,组织鄂伦春人定居,他们才渐渐不再住在山上。许多人对这个现象的表述是,鄂伦春人直接从原始部落进入现代社会。这个表述非常模糊,其实清政府早先就尝试过定居政策,而20世纪50年代这次定居,用“房屋”来定义“现代”这个词,又显得不太有说服力。
    如果“现代”是一种仰赖农业文明的定居生活,鄂伦春人显然没有那么快进入这种平衡状态,何况,“现代”二字远比农业与定居丰富得多。在此行之前,我对鄂伦春族仅有的了解,来自一个非常笼统的研究:游猎是鄂伦春人长期形成的稳定生计方式,一旦突然面临禁猎、转产、定居,一个打惯了野兽的猎人不可能立即变成一个种地的农人,他们在心理与技术上都不能迅速适应,与其他人数多的民族相比,几乎没有竞争优势,就有了严重的文化生存危机。这个信息来自于2001年国家民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许多研究文章。
   我从博物馆出来,站在新生乡的街心,北方寒冷干净的空气如此真切地扑面而来,这个来自遥远的纸堆里的信息,也不过是一个信息而已了。
    早上7点半的阳光落到积雪的路面上时,我们已经离开黑龙江的河谷地,进入小兴安岭山区。准确地说,这是一片温和、明亮的丘陵地带,鲜有山地里常见的陡坡、隧道、急转,眼前常常忽然开阔,就见脚下的路笔直进入一个谷地,又在正前方消失在下一个山头。这样没有悬念的道路,也看出修路者对于这片地势的起伏毫不在乎,他们像用一枝铅笔在光洁的地图上画出直线道路,而不需要绞尽脑汁地盘山、搭桥、凿隧道。
    经常要走十多分钟,才能遇到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司机张师傅向路遇的出租车、货车、护林车上的人打招呼,几乎认识每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这种熟悉让人感到安心,好像这也是我熟悉的一条路。大部分时间,眼前除了路面,就是两侧已经落叶的桦树林。小兴安岭林地本是针阔混生林,而这一路所到之地海拔还不够高,针叶林还没出现,只能看到茂密的白桦树。如果白桦树是中原常见的树木,文人们大概会因为它洁白单纯挺拔的气质而尊它为某某君子,幸好它没去中原,只在这北方的土地上简单蔓延,蔓延到被人忽略。可是,如果北方的景色是所有到过北方之人的一个梦,白桦树一定是这无声的梦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忽略它,却知道它永远都在。路边的白桦林其实不是纯粹的白桦林,还有一种树几乎与白桦的形状一模一样,远看却是纯黑色,像是白桦林中斑驳的黑色树影,那是黑桦。车缓缓走在黑白交错的林间路上时,新生乡已经不再是一个迫切需要抵达的目的地。
    那天自博物馆出来,新生乡的朱乡长打算带我去拜访鄂伦春手工艺的传承人。他打了几个电话,发现好几个人都不接待,“因为昨夜喝了酒,现在还没缓好”,乡长很抱歉。我实在想笑,立即觉得这个地方很可爱。后来在这里的小饭店晚餐时,我见识了一下本地人喝的那种酒。所谓小饭店,只是一户普通人家的样子,从侧门进去,先穿过一个厨房,后面吃饭的地方只有一张小饭桌,好像坐进了人家的后厨,没有菜单,想吃什么要先去厨房看看地板上堆了什么菜,根据运气还会有不同的肉提供。大家喝的那种酒叫“小烧”,五十多度的一种纯粮食酒,不能用醇或烈来形容,而有一种清香,但也很有力道,很适合寒冷冬季的漫漫长夜。厨房里的小烧盛在几个透明的大玻璃酒罐里,罐里还泡了点东西,如果以为那是人参或别的植物,就会上当,那可能是某种动物的骨头。
    终于找到一位做袍皮制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是一位鄂伦春老太太,她专门换上彩色的服装,在家里接待我们,她做的袍皮手套我在岭上人博物馆看到过。我看到她时,立即领悟了大家说的鄂伦春人的相貌,细眼睛圆圆脸个子不高,六十多岁的她还有点胖。她穿了一件桃红色长袍,头戴一顶深红色小帽,帽上许多彩色塑料串珠垂在前额周围。这不是鄂伦春人真正的民族服装,而是类似一种表演服装。这种接近表演状态的手工艺人我不是第一次见到,真正有意思的是,无论那服装是不是真的,服装之下的人永远都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一个人说话的特征足够明显,在一场谈话的开头10分钟,就可以大概看出这个人内在的一套运作规则,观察者会为自己的所得套上一些简单形容词,比如说这个人是睿智的、热情的、单纯的、圆滑的 眼前这位鄂伦春老太太,她的许多规则,属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歪着头顽皮地瞟着我,对我说话时,是在运用一个开朗的小女孩的逻辑和神态,此刻不要说那挂着彩色串珠的表演服装,连她六十多岁的身形与样貌,都成了徒劳的掩饰。
    她的汉语讲得很好,听起来与本地汉人没有区别,但用词非常简单、纯粹,讲到1953年鄂伦春人下山时,她说山下建房子的解放军叔叔“可好了”,那时只有6岁的自己“可喜欢他们了”,说自己已经去世的鄂伦春族丈夫时,她由衷说“前老头可帅了”。她就用这套简单的词汇,为我描述了她的经历——幼年失去父母,鄂伦春人下山时,与不习惯下山的奶奶住在新房里,后来奶奶去世,自己一个人带大妹妹,后来丈夫去世,现在的“半路老伴”是汉人。如果换一套复杂的语汇,这段经历满可以讲得更加曲折动人,可她没有,仍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讲故事。说到高兴处,她陡然说,我给你唱个歌!迅即站起,用鄂伦春语唱起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珍贵礼物,我几乎愕然。听不同的人唱他们的歌,总是行途中最明亮又最梦幻的瞬间。与谈话的局限相比,歌声包容了更多的悲欣,即使你听懂了歌词,那歌词也仅仅是无数种情绪的一个载体,或者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却又知道他们将许多许多都说了出来。所有的歌声都如流星一般转瞬即逝、不可复制,即使录下来,也再不可能还原当时的在场感。
    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那些彩色串珠、手工艺品、一辈子的生生死死,都暂时退场。是一首鄂伦春情歌,她又用汉语唱了一遍,“我爱的人我才嫁给他,不爱的人我不嫁给他”。
    雪后清晨,我们经过了炊烟四起的达音炉村,路遇了一群慢吞吞的羊,以及一只栗色狐狸之后,终于远远看到新生乡的大门。
    几天前离开新生时,是一个夜晚,遍地新雪,漫天繁星。没有借助一丝风力,北方的寒冷像上帝一样用最纯净、最直接的方式主宰众生,走在空旷的路上,不是走在寒冷的空气中,而是游走在一种寒冷的固体中。被寒冷覆盖的乡村沉沉入夜,这寒冷又像一条让人踏实的棉被,因为你无须怀疑这个老伙计的如常降临。假如11月的北方没有如此寒冷,那倒是让人疑窦丛生的。
    我想踩着雪在新生的每个街道上都走一走呀,我想看看新生的夜晚,看看新生的星空。作为主人的朱乡长执意跟着我,可是这寒冷的固体磕到了他的鼻子,他开始一边说话一边流鼻涕。连刚刚下肚的“小烧”都不是对手,我不该与这个上帝一样的固体较劲,而应该服从它。是以离开新生,我没有真正看到新生的样子,这一次终于如愿。
    新生乡的大门,就是在入乡的窄窄的公路上,搭了一个“撮罗子”的造型的门。“撮罗子”是鄂伦春人长久以来在山上的居住形式,用几根白桦树干搭个简单的圆锥体,覆上兽皮,就能在里面居住。鄂伦春人已经下山半个多世纪,真正的撮罗子在新生是找不到的,但这些传统的东西作为文化符号,却点缀在新生的各个角落。 
     张师傅把我们放在博物馆门口,转头就不见了。此刻是上午9点,我立即置身于新生最热闹的时刻与路口:几个老太太傍着手从远处街心走过来,一辆拖拉机缓缓经过,路中间卧着的狗不得不给拖拉机让了路。这个被环山包围的小乡村,除了乡政府和卫生院一绿一粉两个小楼,没有任何二层建筑,街边就是覆了雪的小房子和院落,院子都只有栅栏没有院墙,亮堂堂朝天的院子在街上看得一清二楚。有的院子里会有个小马厩,有的堆满了脱粒机、收割机这样的大型农具。
    有个艳红的小卡车停在一个院落门外,一匹油亮的枣红马站在车上,温顺地看着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往车上装东西,那是它的主人。邻居牵了三只大狗,过来帮忙。我问那男人要去哪里,他说要进山。
    鄂伦春人保留了猎枪,能够进山打猎,马和狗都是进山的队友。街上四处游走的狗比人多,我偶尔会被几只狗围住,它们体型都很大,但是很温和,乐意让我拍拍它们的脑袋,陪着我走一段路。我的本地朋友曾告诉我,一旦组队进山,三只狗就可以围攻一头熊。想来这样见过世面的狗肯陪我走在鄂伦春乡的路上,是我的荣幸。我的朋友也曾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一个鄂伦春男人,说他只有一米六的个子,却一个人打死过一吨重的野猪。“一吨重啊!”在这些谈论中,对男人的评价标准,不觉又回到一种遥远的、崇尚力量与勇气的英雄传统之中。
    鄂伦春真正的的英雄传统除了力量与勇气,还有更深的含义。鄂伦春旧的组织形式有个专属名字,叫作“乌立楞”,乌立楞的核心分配观念,比按劳分配还要无私:如果三个猎人协作打猎,猎获最多的猎人会将最少的一份留给自己,较多的两份分给同伴。这种分配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形式,但基本原则莫过于此:最有力的英雄会让出大部分的猎物。
    这样的英雄传统,在所谓“现代”的今天,会有什么样的际遇?岭上人博物馆里有一个桦树皮做的摇篮,用来将鄂伦春的初生婴儿挂在树上。在大家的传说里,过去鄂伦春男人女人都在山上狩猎、采集,婴儿就挂在山间树上,逢人来了就喂点吃的,寒冷恶劣的环境使婴儿死亡率很高。摇篮的传说或许有点夸张,但鄂伦春人居住在山中,面对的环境向来如此。下山也许是大势所趋,过程却非一帆风顺。为我唱歌的鄂伦春老太太经历过1953年的下山定居,那时她不到10岁,喜欢并且很快适应了解放军为他们建造的木房,而她的奶奶却十分不习惯这种强加的舒适。真正需要适应的并非舒适,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既然离开山上,狩猎就将不再成为生计的主要来源,族人的劳动对象、组织形式、分配形式都像积木一样拆分、重组。如果世人能够理解,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汉族人全部放弃土地去海上谋生将有多困难,就能够理解,鄂伦春人在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
    政府将大部分政策都倾斜给这个离开山林的民族:他们有免费的医疗待遇,子弟在中专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分配工作。一切都在改变之中。
新生对鄂伦春的文化景致有很精心的处理,所有的小院栅栏都刷成了桦树皮的纹理,不过鄂伦春族的房子和汉族的房子还是很不一样,专门建成撮罗子的装饰造型,粉刷成漂亮的橘色,像个姜饼屋。有的小院栅栏上竖着牌子,写着这是某某手艺传承人的家。
    街头有个卖桦树皮手工艺品的小店,我在里面遇到一个鄂伦春女子,在对门的乡政府工作。我想听她讲讲鄂伦春话,她说,其实我也不太会,只能说一些很简单的词,再年轻些的人就更不会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愿意重新学鄂伦春语,我们也在组织大家学。
   鄂伦春语的没落,我不意外。一种语言取代另一种语言,有时不仅是词汇和语法的改变。人数很少的民族进入一个更大的文化圈,语言是一把钥匙,新的语言包括了全新的思维逻辑、交流方式、价值体系。他们已经在新世界里游刃有余。那我想看看旧世界究竟有什么留存下来。
    以前我在藏族乡看到过一个事例:家族传人式的部落头人,如今在新的政府组织里担任派出所长,双重角色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显得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我也想碰碰运气,问她,过去的头人现在还在吗?她一脸茫然。我又问能不能找到萨满,又是茫然状。
   传统的鄂伦春人信奉萨满教,在日常生活里,萨满是类似“巫医”一般的角色。我向不同的人打听过不只一次,能找到萨满吗?得到的都是空空荡荡的茫然。但我知道还有。
    在上次那个鄂伦春老太太家里,她像个小女孩一样为我展示她的宝贝手艺,书包、手套等,说到高兴时,转身从柜子深处掏出一个口袋,是一套袍皮的衣服配件,一看便是手艺里最高级的一个品类。她取出一件绣花的披肩,套在自己脖子上,神秘而又乐滋滋地说,看,这是我给萨满绣的!她还给我讲了个早年亲见萨满看病的故事,可是当我问她萨满在哪里时,“小女孩”的思维又跑到别处去了。
    我站在缓缓的山坡上,俯瞰舒展在小山谷里的新生乡。山坡旁是一片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搭了几个“撮罗子”造型的架子,有一个小舞台和一排不开门的板房公厕,这就是博奥韧广场。我在街上时,曾遇到一个戴毛线帽子的瘦男人从卫生院的方向走过来,他看到我们,指指西边说,来玩的吧,那边修了个博奥韧广场,去看看吧。两个搭着手路过的女人也冲我笑,说,去看看广场吧!
    这个山坡下的广场有什么可看呢?他们是接受了“广场”这个现代符号,把这个符号当作一个高级的文化景观推荐给我,而并不理会此刻广场上除了落雪其实什么都没有。他们住在全新的砖瓦房里,而他们所有的现代设施都与传统文化相关:“撮罗子”造型的鄂伦春人新房,弓箭造型的路灯,“撮罗子”造型的乡大门与广场,无论是住的房子还是头脑中的概念,大家已经开始享受一个统一而先进的现代文明,传统只是作为审美的点缀出现在生活之中。
    山坡上弥漫着刷刷声,有二十多头牛分散在坡上的麦秆地里,那是一根根麦秆被牛拔断的声音,远处一只啄木鸟在松树上做木工活,比牛们吵多了,梆梆梆地响。
    我沿着新生的边缘走了半周,在一个僻静角落里又遇到这群牛,牧牛人正将它们赶进一个空旷的院子。看到我们,他本已关了院子的栅栏门,又执意隔着门与我们打招呼聊天。他的院子里有新生最后一个古老的木刻楞房屋,比他在新生的时间都久多了,虽然他已经在这里住了40年。他说,上次有电视台来,拍了他,说给他寄照片,却一直没等到,“你们得寄给我呀!”杨老师问他(电子)邮箱,他说,你们就写:黑河市新生乡,姬彦收。我的邮箱就在那个小超市旁边。
   他离开栅栏门,朝落满雪的院子深处走去。他的门外,是新生最壮大的一棵大白杨树,白杨树脚下,刺尔滨河的水哗哗作响,就这样昼夜流逝下去。